1955年，随着全军授衔工作正式展开，一部分曾经转业到地方的干部未能参与评定。然而，因某些特殊原因，少数人依旧获得了军衔，其中之一就是叶飞。作为抗战时期新四军的核心将领之一，他曾担任过兵团司令员，且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华东野战军的重要指挥官。根据他出色的军事履历，本应顺理成章地列入授衔名单。可是，为什么他最终仍需在特殊情况下才获得军衔呢？
要理解这个问题，得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回溯。当时的叶飞并未一开始便投身于军队，而是主要负责地方的工作。随着红军主力的转移，他坚守在根据地，并专注于地方建设和新组建部队的政治工作。他在南方的游击战场上苦战了三年，为后来的战斗积累了宝贵经验，也为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。
进入抗日战争后，叶飞所在的部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的第六团，逐渐从一名地方干部转变为军队指挥员。他接受任务，奉命开辟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。在作战策略上，叶飞倡导“以小胜积累大胜”，不仅鼓舞了士气，也提升了战斗经验。虽然他和部队曾经历过一些失败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战术逐步成熟，部队的战斗力大幅提升，战场形势也逐渐好转。
展开剩余67%随着新四军逐步壮大，叶飞的部队也不断发展壮大，到了1939年，他与其他部队联合组成新四军挺进纵队，并担任政委兼副司令员，开始参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。此后，随着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成立，叶飞被任命为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。在皖南事变后，部队重新整编，叶飞成为第一师第一旅的旅长兼政委，随后又升任副师长，协助粟裕指挥作战。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叶飞依然活跃在军队和地方的工作中。华中军区成立第一纵队时，他被任命为司令员，并随部队北上，前往东北地区。途中，由于国民党军占领了山海关并封锁了海上交通，叶飞的部队在山东停驻，并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后来，这支部队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，继续由叶飞担任司令员，直至战斗取得胜利。
到了1947年初，华东野战军成立，叶飞的部队没有更换番号，继续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，并参与了多次重要战役。在解放战争结束后，随着全军的调整改编，叶飞被任命为第九纵队司令员，并在上海战役结束后率领部队进军福建，解放了福建全境。福建军区成立后，叶飞兼任司令员，继续推动福建的军事建设。然而，由于地方工作的需求，他被调入福建省委工作，担任了省委副书记及第二书记等职务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叶飞不仅肩负福建的军事任务，同时也逐渐承担起地方工作的重任。1954年，张鼎丞调离后，叶飞正式接手福建的党政军工作。1955年，按常规规定，已经转为地方干部的人员通常不再参与军衔的评定。尽管叶飞依然保留了部分军事职务，但他的大部分精力已经转向了地方事务，本应不在授衔名单之内。
然而，1955年，时任总干部部长的罗荣桓向上级提出《关于地方负责干部的军衔评定和授予问题的请示》，其中建议对于一些与军队有深厚历史渊源，且与地方具有密切联系的干部，给予授衔。经过慎重考虑，叶飞等21位干部最终得到了授衔的机会。经过评定，除了赵尔陆之外，叶飞、乌兰夫、谢富治、王恩茂等5人最终被授予军衔，而其他16人未能列入。
这几位人物的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：他们在抗战时期都曾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，解放后，又在地方和军队中两头兼顾，尤其是随着战略需要的变化，他们的角色越来越重要。随着1955年内蒙古、昆明和新疆等军区的升格，这些干部作为大军区的司令员同时负责地方政务，这不仅推动了地方的建设，也进一步促进了军地工作的协调。而这种特殊的情况，也使得他们在授衔评定中获得了独特的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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